《立法法》（2015年）第65条第2款。
[20] 安许茨式的法规界定也让法律的法规创造力与法律保留（侵害保留说）两大原则之间趋于近似。如果促进福利的规范不属于法规范畴，而归诸行政权单独的专属制定权，这不仅剥夺了私人受保障的法地位，也剥夺其权利保护的法地位。
如此，从逻辑上说，确定了法律的管辖范围，就是确定了始源性规范的范围，也就框定了行政法规等行政立法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在区分‘持久的立法和‘变化的行政活动中，换言之，在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矛盾中进行寻找。[56]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而与此同时，教科书上也首次出现了不同于德国双重法律概念的广义狭义法律二分论。[62] [日]安西文雄等『憲法学の現代的論点第2版』（有斐閣、2009年）152頁参照（浅野博宣執筆）。
如此，方能在人大制度之下理顺法律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维护发端于人民主权的自上而下的法秩序。起初，安许茨继受了拉班德的法规概念，并稍作修正。在这部法律通过之前，法学家弗尔克·吕德曼（Volker Ludemann）教授曾经在联邦议会发表专家意见，指出法律草案有四个缺陷，这些缺陷虽然后来部分得到了修正，但其给司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隐私问题却仍然存在。
这份报告指出，机器人的销售在2010—2014年间增加了17％。掌控的数据越多，供人工智能学习的资源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样，在研究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时，虽然不能将国家拆散，但也要分别考察它的成分，要正确地理解人性，它的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家，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必须怎样结合在一起。显然，阿西莫夫还很难想象今天任何一部普通个人电脑的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更不用说互联网和云计算了。
预计到2018年，全球将有230万个机器人在活动。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谷歌和阿里巴巴等公司正在做的事情，精准农业定点解决方案（Precision Agriculture Point Solutions）和植物云等概念都对应着某种特定的商业模式。
制定相关规则来约束算法设计者的行为，在发生可疑后果的时候要求程序员用自然语言来解释算法的设计原理，并且追究其相关责任，这显然是一种治本之法。由于法治迄今为止被证明是保护弱者权益、使人避免落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的最有效机制，所以，当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风险被许多人感知到的时候，人们自然希望法律能够因应这种风险提供新的保障但如后所述，组织立法是法律的管辖事项之一。紧急命令可补充法律，可变更法律。
（二）国务院的立法空间 凡属于一般性规范，均应交由立法机关制定，或由法律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4] [日]塩野宏『オットー?マイヤー行政法学の構造』（有斐閣、1962年）112-113頁参照。国务院可以制定执行它的行政法规，也可以获得其授权的前提下制定补充性、创制性的行政法规。该理论在日本明治时期从德国传入日本，之后又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人们认为，国家权力的任务在于保护自由和财产。但考虑到法规命令也是我们的常用术语之一，且法规的译法也是行政法规中法规一词的源头，本文仍采用法规的译法。
[46] 参见许安标：《论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32-33页。但是，除法律有特别委任的情形外，政令中不得设定罚则。
但拉班德的法规界定并不以一般性为法的本质属性。[36] 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熊范舆编辑，丙午社1907年版，第2、16-17页。其二，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国务院职权。在迈耶的理论中，因从形式上来理解法治国家，其结果是，行政并无给付行政的意味，而基本上是在国家权力的高权行为意义上来理解。绝对主义向宪政国家的转变过程也不明朗清晰。而法规（Rechtssatz），等同于法，为各个主体相互的权利义务设定界限，或因人们的共同生活而要求给各人自然行动的自由设定界限。
在宪法之下，根据法律进行行政立法，有助于提升法秩序的民主性，加强法秩序的有序性。但考虑到独立命令相较于独立行政立法更为简洁，且在名称上不与立法相混淆，故而沿用。
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将部门规章严格限制在执行性规定的地位，[73]显示的倾向是限缩行政机关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制定限制公民权利规范的权限。但通说持后一种读法，否定直接依据宪法而制定政令。
据此，关于各部委的任务和职责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职权划分问题，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规定，而应当视为国务院的专有立法权。[27]之后的学者基本上坚持这种内部与外部的二分，而将组织规定排除于法规之外。
确立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在理论上也要求废除职权立法的行政立法类型。在行政机关缺乏民主正当性、且定位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时，不宜承认其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法规范。广义法律概念在观念上瓦解了狭义法律的独特权威和价值，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关系出现了凌乱。第95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参见[美]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1923年宪法第80条亦规定，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
对于不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的事项，国务院也不可以打着执行法律的幌子制定行政法规。简言之，权力分立和民主原则，要求由国会来创制一般性规范，而这一般性规范的体现形式就是法律。
[78]虽然《立法法》第10条已对授权决定作出了较强的限制，但授权决定、特别是一揽子授权的决定作为法律主治的重大例外，少用乃至不用为宜。直到1920年代，钟赓言曾指出：以设定法规为目的之作用，谓之立法。
[2] 凡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法律仅指议会制定的文件，法规则为专用术语，是指具有法规性质的内容，而非我国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性简称。1978年宪法第25条第3项）。[10]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158页。随着议会地位的提升和民主的强化，议会立法权的事项范围、亦即法律事项在扩大，法规的内涵也发生扩张。
参见前引11，卡尔·施密特书，第161页。[25]一般规范说与一般的权利规范说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承认组织规范的法规属性。
组织规范只是在不同的机关之间分配权限，而与外部的私人无直接关联。但在二战之后，有很多学者对法规＝侵害自由和财产的命令提出批评，认为其范围过窄，而将法规界定为与私人权利义务相关的规范，亦即法规＝权利义务规范，而不限于侵害私人权利、课予私人义务的规范。
当然，第1项的根据宪法并非多余文字，而是对制定行政法规的限制：其一是要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经过一场论争之后，但法律的一般性在魏玛宪法下又成为支配性见解。
